周恩来与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的首次伟大转折点，其意义远不止于那一次会议的成就，而是源于遵义会议及其前后一系列会议的协同效应。自中央“左”倾路线领导人博古依仗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直接领导并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尤其是湘江战役的惨烈牺牲，深刻觉醒了党的中央领导层与红军将领。在遵义会议前的数次会议中，激烈的思想碰撞使得绝大多数同志认同了毛泽东的主张。这一共识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中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奠定了坚实基础。遵义会议之后，一系列后续会议进一步巩固并发展了会议成果，赋予毛泽东更广泛的实际权力，以领导中央红军实现历史性的转折。这一切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及其前后会议中发挥的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正因如此，中央红军得以胜利抵达陕北，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并在前进的道路上接连取得胜利。
一、湘江血战辩证法
湘江战役，一场关乎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战役，亦为决定长征命运的关键之战。此役，不仅成为红军长征途中所经历规模最大、战斗最为惨烈、损失最为惨重（伤亡达三万余人）的一场战斗，亦在人民军队百年的战斗历史上，堪称残酷与惨烈之比肩者寥寥可数。
如何评价湘江战役？过去，人们多从“失败”角度来解读。确实，如此惨烈的伤亡，如此艰难的战斗，的确可以称之为“失败”。但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我认为，可以参考毛泽东对长征的整体评价来评价湘江战役。毛泽东指出，中国的三支主力红军都放弃了原有阵地，转移到了新的区域。在这个过程中，红军自身力量也遭受了削弱。如果我们从整个局势来看，敌人确实获得了暂时的局部胜利，而我军则遭遇了暂时的局部失败。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我认为是正确的，因为这确实是事实。但有人（如张国焘）认为中央红军失败了，这种说法正确吗？不正确，因为这并不符合事实。马克思主义者看待问题，不仅要看局部，还要看全局。“我们说，红军在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失败了，但在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却取得了胜利。敌人占领我军原有阵地方面看似胜利，但在实现‘围剿’、‘追剿’计划方面却失败了。这样的说法才是准确的，因为长征已经成功完成。”
湘江战役的结局揭示了——
首先，针对博古与李德所采纳的西进湘江的战略选择，这一决策导致红军承受了近乎半数伤亡的严重损失。我们承认，“我们遭遇了暂时的局部挫折”，但这并不意味着红军的广大指战员已战败，反而揭示了“左”倾错误路线的终结。
其次，蒋介石曾寄望于在湘江两岸对中央红军进行围剿与歼灭，然而，这一企图并未得逞。从蒋介石期望破灭这一层面来看，标志着其针对红军的剿灭战略未能如愿以偿。
第三，就红军众多指战员而言，尽管承受了沉重的牺牲，但湘江战役的实际指挥与英勇战斗表现卓越，诸如人们熟知的红三军团的灌阳新圩阻击战、兴安界首光华铺阻击战，以及红一军团在全州觉山铺的阻击战，均堪称典范；此外，担任全军总后卫的红五军团第34师，以及红三军团第6师第18团和红八军团一部为掩护红八军团过江后的突围战，和红九军团过江后的抢渡突围战（这三场突围战实为“非典型性”阻击战），同样值得大书特书。正因有了如此出色的指挥与英勇的战斗，中央红军方才突破蒋介石精心设置的最后一道封锁线，挫败了他企图将红军置于死地的恶毒阴谋。从这个意义上讲，浴血奋战的红军建立了胜利的丰碑。
这个胜利，还表现湘江战役为遵义会议实现党的历史第一次伟大转折提供了契机，为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奠定了最重要的实践基础和干部思想基础。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并非人们一开始就认识得很清楚。李德是洋人，有一套错误军事理论，红军干部被视为“土包子”，除像彭德怀这样的人敢顶撞他外，许多干部是敬畏他的。博古也有一套政治理论，动不动搬出马列经典来很能唬人，因此1934年初的六届五中全会上仍被选为党中央第一把手。如果没有点能耐，一个27岁的毛头小伙哪能在那么些比他大好多岁、资历比他老得多的人面前压得住阵脚？广大干部认识到博古的领导为错误路线有一个过程，要经历与正确路线的比较才能觉悟。如果说第五次反“围剿”像广昌战役的失败使一些干部开始对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有所认识的话，那么湘江战役的惨烈结局则使广大指战员特别是高级干部逐渐达成要改变博古、李德错误领导的共识。在干部中强烈要求改变错误领导的情绪，经过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铁壁围困，暮色笼罩，离别红都的困境；强渡湘江，血染江水，三军何处寻出路？”这是湘江战役之后，红军将士们共同思考的生动记录，他们渴望摆脱错误的领导。同时，中央领导层亦在反思，包括高级干部在内的军团领导逐渐形成了改变博古、李德错误领导共识。在通道、黎平、猴场等会议上，经过辩论，正确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张闻天与王稼祥在黄平橘林休息时交流，均认为当前战法不妥，毛泽东应重新掌舵。这一心声迅速传遍军团，为遵义会议对博古、李德错误的批评、提出改组中央、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实现党的历史性转折，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此意义上，湘江战役堪称遵义会议开启历史性转折的实质性历史契机，我们应当以辩证的眼光深刻理解湘江战役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
二、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及与其紧密相连的系列会议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历史角色。
湘江战役之后，强劲的敌军持续进行“追剿”，中央红军面临极度险境，只得深入山林，跋涉于交通闭塞之地，同时还要努力在有限的县域内筹集必要的补给。党中央边行进边召开会议，就红军“向何方前进”以及“如何前进”的路线问题进行热烈讨论。周恩来回顾这段历史时感慨道：自湘桂交界处起始，自老山界起，党中央一路上会议不断，争论愈发激烈。
（一）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周恩来同志主导的首次、第二次及第三次中央会议，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央红军需要休整，而贵州的敌人兵力相对薄弱，休整可在那里进行。因此，通道会议仅仅在进军路线上做出了调整，即不在湖南境内直接北上，而是西进贵州后再考虑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通道会议仅解决了紧迫的进军路线问题，并未解决战略方针上的分歧。这通常被称作战术上的“转兵”，而非战略上的“转兵”。尽管如此，通道会议是中央高层首次公开否定李德的意见，为毛泽东的重新崛起铺平了道路，并为遵义会议改组中央打下了初步基础。
其次，在决定中央红军战略方针的黎平会议上，我军于1934年12月15日成功进驻了位于湘桂两省边界，以侗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地——黔东南。中共中央政治局于次日在此召开会议，与会者包括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发等，他们共同商讨了通道会议遗留的战略发展方向问题。黎平会议依旧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博古同志提出了由黔东北进发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方案。李德同志因身体原因未能参会，但他坚持北上与二、六军团汇合，并在湘西地区建立根据地的观点。毛泽东同志鉴于敌人在湘西部署重兵且正向黔东北集结的形势，进一步建议中央放弃北上计划，转而向黔北遵义地区进军，并在那里建立新的根据地。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会议最终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并据此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该决定指出，鉴于当前形势，政治局认为在湘西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策已不可行。新的根据地应以遵义为中心，位于川黔边地区。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同志将决定文本的译文转交给李德同志，却遭到了李德同志的激烈反应，他愤怒地质问周恩来同志。两位同志用英语进行了激烈的争执，此前从未有过争吵的周恩来同志，这次却对李德同志大发雷霆，情绪激动至极，以至于将桌子上的马灯拍得跳起，最终熄灭。周恩来同志在延安整风期间还曾提及这段历史。他的坚定立场对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作战方针及作战时机与地点的选择，军委需在政治局会议上进行汇报。此举有效限制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限。猴场会议自1934年除夕夜持续至1935年元旦凌晨，虽然仅历时一夜，但按照历法计算，实际上跨越了两年。这一跨越两年的重要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实属罕见。它为遵义会议进行中央领导层改组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依据猴场会议的决策，中央红军迅速发起对“乌江天险”的强渡行动。在紧张筹备之下，红军成功占领了三个关键渡口，并派遣突击队于深夜时分，乘坐数十艘竹筏，在火力的支援下强行突破江面。至6日，三路红军均已成功渡江，并朝着遵义方向挺进。
（二）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推动实现了我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
中央红军分兵三路，成功强渡乌江，进而直指遵义城。在此之际，刘伯承再度担任总参谋长，亲自指挥并部署攻城事宜。红军先头部队从俘虏口中获取了遵义的城防信息，于是决定化装成敌军，趁夜幕降临之际，利用俘虏诱骗城防，巧妙地骗开城门。1935年1月7日拂晓，红军一举完全占领了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九天后，军委纵队也顺利进城。国民党中央军和黔军被阻于乌江以东、以南，红军在此获得了十多天的休整时间，这是长征途中的首次。这一有利局面使得中共中央得以从容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拉开序幕，直至17日圆满落幕。会议地点选在黔军一位师长府邸，那乃遵义之最，一座两层楼高的中西合璧砖木结构建筑。中央红军总司令部便设于此。二楼东侧中央的客厅，宽敞适中，可容纳二十余人。与会者包括政治局成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军队领导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及翻译伍修权亦列席此次会议。
遵义会议由博古主持，议题两项。
首先，审查了黎平会议关于以黔北为基石构建新根据地的决策。鉴于遵义会议是根据黎平会议的决议而召开的，黎平会议已撤销了前往湘西的既定计划，转而决定在川黔边境建立苏维埃区域。遵义会议的首要任务即是执行此决议。然而，随着敌情的变化，在川黔边境建立苏区已变得不可行。刘伯承和聂荣臻提出了红军北渡长江、在川西建立新的根据地的建议。会议采纳了此建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的西南或西北部建立根据地。据此，中央政治局向红四方面军下达命令，要求其全力进攻嘉陵江以西地区，以支援红一方面军渡江北上（不久后，鉴于敌情再度变化，又决定在川滇黔三省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
其次，会议着重探讨“在第五次反‘围剿’及西征期间的军事指挥经验与教训”，即当今所指的清算第五次反“围剿”以及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在军事指导上的失误。虽非会议首项议程，但却是理解遵义会议精神的关键所在。讨论伊始，博古就第五次反“围剿”作总结性报告，却过度强调客观因素，将失败归咎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强大以及白区和苏区之间斗争配合不足，未能承认其与李德共同压制正确意见，导致军事领导和指挥上犯下严重错误。周恩来就军事问题进行补充报告，坦诚承认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领导层面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请求免职。张闻天依据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商定的意见，就反对“左”倾军事错误发表报告，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进行系统批评。毛泽东随后发表长篇讲话，深入剖析博古、李德的军事失误，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诸多战略战术及未来的军事方针。王稼祥等代表相继发言，虽有个别人为博古、李德辩解，但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观点，并对博古的报告提出批评。李德对批评置若罔闻。最终，会议指定张闻天负责起草决议。
张闻天依据与会多数，尤其是毛泽东的讲话，草拟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其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等领导指挥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中取得的多次胜利所运用的战略战术原则，并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路线，正是导致无法战胜敌人的关键所在。《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指出，博古的报告存在根本错误。未能粉碎五次“围剿”的根源，并非客观条件，而是主观上的失误，即在军事领导上采取的单纯防御路线，包括堡垒主义、分兵抵御、短促突击等，违背了国内战争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形势下，红军的战略应是集中优势兵力，找准敌人的薄弱环节，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一部分或大部分，逐个击破敌人；然而，在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阵地战、堡垒战取代了运动战，以所谓的“短促突击”战术支撑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最终导致了战争的失败；在实施战略转移和突围时，又未改变内线作战的战略方针，以保护主力红军的战斗力；在突围过程中，则是慌乱逃窜和搬家式的行动。《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在扎西会议上获得通过，并召开营科以上干部会议进行传达，分发至支部进行讨论。中央红军二次进入遵义后，中共中央在总政治部驻地组织红军干部大会，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传达《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的精神。
遵义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重组。鉴于中央领导层的失误导致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博古继续承担主要领导职责显得不适宜，亦无可能，高级干部中要求更换最高领导者的呼声日益高涨。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撤销了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由最高军事指挥官朱德、周恩来继续担任军事指挥，周恩来则受政治局委托，成为对军事指挥作出最终决策的责任人。此举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并非由共产国际提出，而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作出的，这在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尽管此时毛泽东尚未成为主要责任人，但他在党内军内的崇高声望、卓越的军事谋略和指挥才能，已使其成为核心圈的重要成员。中央最高领导层的重组只是开端，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中的领袖地位迈出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因此，邓小平认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遵义会议并未涉及政治路线的讨论，鉴于当时形势，要达成对此问题的共识实属不易，这一问题需待历史的发展方能提出。在紧迫的战争局势下，全军对军事指挥的不满情绪普遍，会议因此主要聚焦于军事领导和战略战术问题，无暇他顾。会议适时进行了中央领导层，尤其是军事领导层的改组，解决了党内最为紧迫的组织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正是在这一历史关头的极端危急时刻，遵义会议挽救了党和红军，也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虽然这一伟大转折的实现得益于通道会议至会理会议期间连续多次会议的共同努力，但遵义会议在解决最紧迫的组织和军事问题上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初步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一作用具有根本性和决定性。因此，遵义会议被视为实现这一伟大转折的根本标志。
遵义会议标志着党的历史性伟大转折，毛泽东同志由此跻身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列，进而确立了党和红军实际领导核心的地位。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三位关键人物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王稼祥首先倡议召开遵义会议，旨在将博古与李德从领导岗位上撤除。
第二位是张闻天。在黎平会议之后，军委纵队抵达黄平，于橘林中稍作休憩时，他对王稼祥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如此打法不可持续，李德过于固执，亟需毛泽东重返指挥岗位，他指挥作战颇具谋略。”当晚，王稼祥便将这一见解转告了彭德怀与毛泽东，消息很快在高级将领间传开，众人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重新执掌指挥权。在遵义会议上，他更是率先发声，对博古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提出了反对意见。而且，遵义会议的决议正是由他亲手起草的。
第三位则是周恩来。审视遵义会议及其后续一系列会议的全过程，不难发现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超越了王、张二人，从某种层面上甚至起到了决定性的关键作用。
首先，周恩来承担了遵义会议的组织重任。会议最初计划为政治局会议，而非扩大会议。起初，博古并不同意将军团的主要领导纳入会议。然而，随着军团领导层的一致要求，周恩来便通知红军总部及各军团负责人参与会议。此举为会议最终提出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并让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周恩来在会议期间的主持与发言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会议首日，博古负责进行报告，而周恩来亲自负责具体运作。博古的报告尚未进行多久，张闻天便迫不及待地打断，抢先以毛泽东、王稼祥及其个人的名义发表言论，周恩来并未予以阻止，任其“开炮”；随后，毛泽东对李德的战略战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李德试图进行反驳，却被周恩来及时制止。这一导向无疑对会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恩来同志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参加遵义会议的聂荣臻同志也谈到：“周恩来、王稼祥同志的态度对于遵义会议的成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自遵义会议以来，周恩来在三次关键的会议中，展现出了卓越的影响力，极大地促成了毛泽东成为我党与红军的真正领导核心。
首先，“鸡鸣三省”会议前夕的“周博长谈”，为党的最高权力的平稳过渡奠定了坚实基础。自遵义会议以来，周恩来同志与博古同志进行了一次历时颇长的深入交流，这对圆满完成遵义会议未竟的最高领导权力交接任务，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5年春，正值中央红军跨越赤水，抵达“鸡鸣三省”之际，一场关键的谈话在此展开。博古对于遵义会议上的种种尖锐批评，缺乏预料，对此感到颇为困惑。遵义会议结束后，他情绪低落，寡言少语。随着红军抵达此地，中央最高领导权的更迭已提上日程，张闻天将接替博古担任总负责。在会议前夕，周恩来与博古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谈，这番促膝长谈解开了博古心头的疑虑。1935年2月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领导层进行了重新分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张闻天被任命为党中央的总负责人；博古则转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当时主任名义上为王稼祥，实则由李富春代行其职）。1943年延安整风时期，周恩来曾对这段往事进行了回顾。
毋庸置疑，博古虽曾犯下重大过失，然而他始终遵循革命事业的大局，成功完成了党的最高权力的平稳过渡，张闻天接任总负责人，执掌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权，这一举措充分彰显了他的高尚品德。此次会议亦决定，毛泽东将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方面的得力助手。
“后来成立了三人团，团长是周恩来，团员有我和王稼祥。”这应当是1967年1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苟坝会议批准组建了包含毛泽东在内的中央新三人团，该团肩负起指挥长征作战的重任，这无疑是遵义会议决策的延续。遵义会议虽使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却并未对其具体领导职责予以明确。鸡鸣三省会议着重处理了“博洛交权”问题，确立了张闻天在党内担任“一把手”的领导地位，而常委分工仅是确认“泽东同志”作为“恩来同志”军事指挥的辅助者。在此次苟坝会议上，毛泽东扮演了核心角色。新成立的负责代表中央政治局指挥军事的三人团中，尽管毛泽东并非团长，但作为团长的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意见给予高度尊重，实际上毛泽东发挥了决策者的作用。此后，毛泽东成为了军事行动的总设计师。因此，苟坝会议无疑是遵义会议最为关键的续篇。
周恩来即便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为最高军事指挥官，肩负起代表政治局行使最终决策权的重任；继而在苟坝会议上，他成为了新组建的“三人团”的首领。然而，他始终不擅揽权，即便在作出最终决策之际，也总是对毛泽东的意见给予充分的尊重。在娄山关大捷、四渡赤水、佯攻贵阳、逼近昆明，以及巧妙地渡过金沙江等一系列行动中，无不体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这种灵活多变的迂回战术，成功扭转了国民党军队对红军前堵后追的不利局面，使红军实现了从被动到主动的战略性转变。
第三，批评林彪反对毛泽东的会理会议。1935年5月上旬，红军先遣团在巧渡金沙江后，到达四川与云南交界的边城会理。它是川滇咽喉的历史重镇，城墙异常坚固雄厚，守城敌军众多且战斗力较强。红军攻城一周虽未克，但在城郊休整一个星期，为红军大部以逸待劳，尔后强渡大渡河做了重要准备。
5月12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了“会理会议”，其召开源于红军在四渡赤水战役后，部分指战员对持续行军而不作战表示不满。红一军团长林彪就此提出关于走“弓背路”还是“弓弦路”的策略选择，并向三人领导小组写信，建议由彭德怀接替毛泽东担任前线指挥。会议旨在总结四渡赤水的战略决策，并统一领导层与战士们的思想。与会者包括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朱德，以及红一、三军团的领导人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会议由张闻天主持。聂荣臻回忆称，自遵义会议以来，部队行动更加灵活，但为了迷惑敌人和摆脱追击，有时不得不多走一些路，这也难以避免。林彪对此不满，认为部队应走捷径而非“弓背路”。杨尚昆回忆，会上还讨论了林彪给军事三人团的一封信，信中林彪建议毛、朱、周随军决策，并请彭德怀担任前线指挥。毛泽东对此表示愤怒，并对林彪进行了批评，称他“还是个孩子，不懂这些”。周恩来在会上反驳了林彪要求撤换毛泽东指挥的提议，并赞扬了毛泽东的军事才能。他强调，在敌军前后夹击的严峻形势下，通过四渡赤水和再攻遵义，成功摆脱了敌人，并顺利渡过金沙江，这些胜利的取得离不开正确的战略决策。他进一步阐述，红军必须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来突破敌人的包围，只有坚持这一方针，才能实现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并在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最终，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越过长江，实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目标。
会理会议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所确立的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核心领导地位。自那时起，在党和人民军队的历史长河中，无人再对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和指挥能力提出质疑。这一事实充分表明，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是一个经过历史积淀的过程。它汇聚了自通道会议以来，一系列遵义会议的合力成果。周恩来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独特作用。
三、在穿越雪山草地之际，周恩来与张国焘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共同抵制其对党中央分裂党的企图。
在中央红军长征的征途中，黄火青同志，当时担任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谈及遵义会议之后红军屡战屡胜的情景时说道：“我们的胜利，离不开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和指导路线，而每一次战役的胜利，则离不开周副主席的精准指挥。周副主席指挥作战，始终坚持‘知己知彼’的原则。”“在战前，他总是首先对敌我双方的军情进行深入研究，‘夜以继日，直至深夜，他都会把情况研究透彻，随后下达命令至各部队，明确各部队的行进路线，以及后方所需采取的措施，这才在凌晨三四点休息。’”“副主席对敌人的嫡系与杂牌军了如指掌，对敌人的作战能力有着清晰的认识。对于我们各师的战斗力，他也掌握得十分精准。”“周副主席在干部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大家既对他充满尊敬，又乐于与他交流。”这便是周恩来同志指挥红军长征作战的真实画面。
（一）满怀信心，勇闯大渡河、激战泸定桥、攀登夹金山
会理会议统一了中央红军的思想认识，进一步巩固了坚持机动作战方针的决心。红军在顺利穿越彝族地区后，先锋部队于5月24日抵达大渡河，并成功占领了安顺场。
自中央红军自江西中央苏区启程以来，屡遭江河之阻。每当面临此境，蒋介石便伺机以江河为天险，部署重兵前后夹击，意图将中央红军置于绝境。然而，天险并未助蒋介石一臂之力，他屡次精心策划的计谋均被红军一一挫败。湘江、乌江、赤水河、金沙江，这些曾是一道道难以逾越的天堑，如今却变成了红军的通途。红军继续西进，挡在其前的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蒋介石心知肚明，一旦红军渡过大渡河，再无任何天然江河屏障能阻挡其前进之路。届时，红军将如猛虎添翼，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要将其消灭将变得愈发艰难。因此，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蒋介石亲自飞抵昆明，亲自部署大渡河的战事，企图再次利用这一险要地形，将中央红军变为“石达开第二”。
此次渡河，关乎数万红军的生命。你们务必克服重重困难，为全军开辟一条胜利之路！先遣队在暴雨中昼夜兼程，历经160多里的急行军，抵达安顺场时，国民党守军两个连队竟未料到红军会如此迅猛。这一突如其来的袭击让他们措手不及，全军覆没。先遣队缴获了一只渡船，并控制了渡口。次日清晨，先遣队组织了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乘坐那只小船向对岸进发，强渡大渡河的战斗就此打响。勇士们在8名船工的协助下，冒着对岸敌军密集的火力，在汹涌的波涛中奋力拼搏；他们不顾生死，奋勇向前，最终突破弹雨，登岸击溃守敌，并占领了滩头阵地。
接到前线传来的捷报，我军先头部队成功占领安顺场，并牢牢掌控了两岸渡口，周恩来同志闻讯后喜形于色。抵达安顺场后，他未及入室，便立即与朱德总司令、刘伯承、左权、张云逸等首长在露天讨论渡河口的战略布局。此处水流湍急，桥梁难以搭建，仅靠临时征集的两只小船往返摆渡，耗时颇长。每艘船的最大载客量仅为40人，往返一次需时一小时。照此速度，全军过河至少需时一个多月。而尾随而来的敌军正迅速逼近大渡河，一旦追兵抵达，红军将面临背水一战的险境。经周恩来同志等首长研究决定，“除刘伯承总参谋长及聂荣臻同志率领的一个师继续渡河外，其余部队应迅速沿河西岸上游赶往泸定桥过河。刘伯承和聂荣臻同志所部则从河东岸北上，与敌军争夺泸定桥”。
在漫漫黑夜与倾盆大雨中，周恩来与大军同行，崎岖山路上步履维艰。每当路稍宽阔，周副主席便与政治部主任李富春边走边谈。他们回忆起太平天国时期石达开在大渡河全军覆没的历史，坚定地表示红军绝不会步其后尘。杨成武先遣团攻克泸定桥后，周恩来在第三日抵达战场。他紧急召集渡河人员了解情况，得知原桥板被敌破坏，临时铺设的木板不稳，导致部队行进缓慢，一匹马不幸落水。周副主席听闻后，急切询问是否有人员伤亡，得知无人受伤后，他反复叮嘱必须确保后续部队有序行进，听从指挥，保障安全。渡桥后，刘伯承总参谋长、聂荣臻政委等领导已在桥头等候，并与周副主席逐一握手。在前往泸定城的途中，刘总参谋长向周副主席汇报了攻下泸定城后，敌人在撤退时纵火焚烧民房的情况，周副主席对此表示愤怒，并与其他首长一同前往镇上查看。
1935年6月2日，中央红军全体顺利跨越了大渡河。中革军委对在飞夺泸定桥一役中英勇奋战的22名突击队员予以嘉奖，以表彰他们的卓越功勋，其中更有5位英勇战士荣获了“飞夺泸定桥英模”的荣誉称号。红军在夺取泸定桥后，乘胜追击，继续向西北方向挺进，成功突破了芦山、宝兴地区敌军的防线。至1935年6月中旬，红军已抵达四川宝兴县大硗碛，雄踞于夹金山脚下。
“夹金山”，此名源自藏语，其意或为蜿蜒曲折之道，亦有人认为它寓意着山势险峻，高耸入云。笔者曾亲临长征途中此山，对其陡峭险峻的景象印象深刻，满目皆是嶙峋的危岩和陡峭如削的峭壁，主峰海拔更逾5100米，终年覆盖着皑皑积雪。翻越夹金山，从宝兴至小金（当时称作懋功）的路途，通常需经过海拔4114米的王母寨垭口，这一程上坡下坡，总行程超过七十里。中央红军抵达此处正值六月，山上积雪犹厚，气候变化莫测，时而大雾笼罩，时而风雪交加，时而电闪雷鸣，时而烈日炎炎。如此恶劣的气候加之高海拔环境，使得一般人都难以翻越此山，尤其是南方人士。然而，广大指战员们在上山之前，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和动员工作，在藏族和汉族青年的向导引领下，他们依次踏上征程。
周恩来与毛泽东等高层领导并肩步行攀登高峰。途中，他不断对身边的同志叮咛，切勿在途中停歇，若体力不支，则应相互扶持前行，他激励大家：“越过雪山，即是胜利”。他携带着一副担架，将其赠予了受伤严重的机要参谋。尽管参谋不愿乘坐，周恩来却劝慰道：“你腿部重伤，行动不便，乘坐担架而我骑马，并无差异。”参谋遂坐上担架，顺利翻越了夹金山，周恩来又将马匹让给了他人。攀登途中风大，周恩来不幸感冒，下山后，咳嗽不止。穿越草地时，他因病倒下。
（二）于雪山之巅，两河口会议上，与张国焘展开了一场智慧的较量。
遵义会议作出决策，指示中央红军北进后，中共中央通过电报命令红四方面军全力向西推进至嘉陵江之西，以支援红一方面军北渡长江。由此，红四方面军亦踏上长征之路，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两大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均热切期盼两军会师的辉煌时刻。然而，谁也没有料到，他们日夜期盼的红军主力会师，却与张国焘的背离行为不期而遇。自此，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错误倾向展开的斗争，亦关乎党和红军的未来与命运。红军长征因此步入新的篇章。
6月12日，中央红军先遣队成功穿越夹金山，随即与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先遣队在懋功（小金）达维地区实现了胜利会师。“懋功”这一地名始于清乾隆年间，当时朝廷两次派兵平定此地战乱，为彰显武功，便将此地命名为“懋功”，寓意着辉煌的功绩，然而其中亦含有歧视与征服的意味。新中国成立后，于1953年，政务院将懋功县更名为小金县。此地隶属于小金川流域。小金，系藏语音译，意指“小河之滨”。而“达维”则意为石碉。昔日，居住于此的藏民在村寨西侧的山岩上建造了一座高达十余丈、工艺精湛的石碉。两支先锋部队在达维完成会师后，分别将这一喜讯上报各自的总部。6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跨越夹金山抵达达维，受到了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的热烈欢迎。随后，在小金县城举办了庆祝会师的一系列活动。
经过短暂休整，中央红军随即从小金启程，沿小金川河一路向两河口进发。两河口位于县城之北，此处将是中共中央迎接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领导层的地点，并在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共同商讨两军会师后的战略部署与行动方案。在向雪山进军的途中，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便已对建立新根据地的选址进行了深入考察与研究。他们认为，川西北地区并不适宜建立根据地，因此计划转向川陕甘地区，开辟新的战略据点，并决定将主要力量投向东进和北进。这一决策通过多次电报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进行了沟通。在红四方面军内部，徐向前、李先念等人的观点与中央不谋而合，然而，主要领导人张国焘与陈昌浩却持有不同意见。他们提出，中央红军应主要沿大金川北上，占领阿坝地区；红四方面军则应转向茂县、北川等地，或暂时向南发起攻势，直至松潘以西。
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抵达两河口后的翌日，张国焘于6月25日自红四方面军总部所在之地茂县启程，途径汶川、理县，抵达两河口。当日晚间，毛泽东、周恩来等数十位领导同志在雨中热烈欢迎张国焘，并举办了盛大的庆祝两军胜利会师的聚会。次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由张闻天同志担任主持人。
两支方面军均已离开各自的原有根据地，需在新的地域开辟新的根据地。当前制定战略方针的核心，便是确定在何处“开创新苏区”。他提出了“开创新苏区”的三项原则：首先，“地域需宽广，便于机动作战”。尽管松潘、理番、懋功地区面积广阔，但多系狭窄道路，敌方易于封锁。在此等地区“围剿”，我方反攻较为困难。其次，“群众基础，人口需充足”。此前，我们两支方面军的根据地人口较为密集，有利于红军的大规模扩充。然而，松潘、理番、懋功等地一带，总人口仅有二十万，且多为少数民族，红军的扩充面临较大困难。第三，“经济条件”亦是关键。该地区人烟稀少，粮食匮乏，部分区域甚至无法自给自足。草原上的牛羊数量有限，生活习惯亦不易适应。此外，棉布等必需物资的供应亦十分困难。因此，尽管松潘、理番、懋功地区地域宽广，但并不适宜建立根据地，“陷入懋、松、理，前景堪忧”。
向南撤退行不通；若向东跨越岷江，敌军部署了130个团，对我极为不利；西北方向则是人烟稀少、物资匮乏的辽阔草原。目前唯一可行的路径是向北进入甘肃，那里道路众多、人口密集、山地较少，虽然也会遭遇敌人，但可以通过运动战将其击溃。我们必须迅速执行“依托西北，面向东南”的发展策略。为实现此战略，当务之急是立即对松潘发起攻势，与胡宗南部作战，以突破西北防线。我们必须保持高度机动性，让敌人对我方意图产生疑虑，使其部署无法跟上我方行动；同时，避免被敌人牵制，确保行动不受干扰。必须坚决统一意志。鉴于两大军部队规模庞大，必须特别严格执行统一指挥，即便面临困难，也要依靠统一意志克服。
会议持续了三天，核心议题是战略方针的讨论，主要围绕是否攻打松潘展开，从战略层面来看，这关系到是北进还是南下的选择，而从战役部署的角度，则关乎松潘战役的先锋问题。张国焘虽未明言反对攻打松潘，实则不愿充当先锋，担心四方面军与胡宗南交战会损耗实力。周恩来在总结发言中指出：各位同志均认同中央的意见，过去在行军途中，我们两方面的领导同志也通过电报进行过讨论。我们的战略方针自然是进攻的。长征已走过漫长的路程，所进行的都是无后方的运动战。如今，形势已发生改变，我们需转入反攻，建立根据地，进入更广阔的地区与敌人作战。从我们两大主力会师至今，我们的宣传口号是“赤化川陕甘”。各部队应迅速行动。会议最终一致通过了周恩来的战略方针。
“自遵义会议以来，人数已降至三万左右，恐不及此。”张国焘闻言，面色骤变。彼时，四方面军兵力高达八万，他依仗兵多将广，开始野心勃勃，谋求领导地位。他设宴款待聂荣臻和彭德怀，不仅提出要为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各增派两个团以补充兵力，还赠送大米、牛肉干及二三百银元以示“慰劳”，同时探听会理会议的动态，试图挑拨中央领导间的关系。这些行为立即被彭德怀和聂荣臻识破，并上报中央。张国焘自两河口返回红四方面军总部所在地茂县后，未传达中央会议的决定，反而继续进行非组织活动，力主南下，散播谣言，企图破坏两个方面军的团结。
6月28日，秉承两河口会议的精神，中央政治局颁布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该决定明确指出，我军战略方针的核心是集中优势兵力向北推进，通过运动战大量消减敌军力量，首要目标是攻占甘肃南部，以此为基础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实现此目标，在战役布局上，我们需优先集中火力，对胡宗南军进行歼灭性打击，同时夺取松潘并牢牢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以确保主力部队能够顺利向甘南进发。
如此一来，是北上还是南下，成为了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的核心议题。张国焘鉴于胡宗南部强大兵力的威胁，不断鼓吹向南进入四川、西康，或是向西进发青海、新疆的策略。这场斗争逐渐从幕后走向台前，其激烈程度日益加剧。6月29日，周恩来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意图趁胡宗南部刚刚抵达松潘地区、兵力尚未集结、防御工事尚未完成的时机，一举消灭胡宗南部，并控制通往北上的关键通道——松潘地区。同日，中央常委会议批准了该计划，并决定增任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会议结束后，一方面军立刻向懋功地区北上，翻越打鼓山等险峻雪山，向毛儿盖地区进发。然而，张国焘却以各种理由拒绝执行松潘战役计划。党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博弈和斗争，逐渐演变成一场尖锐的对峙。
（三）穿越草地之际，与张国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争。
两河口会议，对张国焘而言，标志着其反对中央、分裂党的序幕拉开。随着野心的日益膨胀，他的分裂主义倾向愈发公然化。红军与国民党的战争危机虽暂未激化，但在人迹罕至的辽阔草地上，党内的危机却愈发严重。
首先，在多次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我与张国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具备胜利信心，执行命令坚决，遵守纪律，对群众能动员。这些优点是四方面军在对敌作战中取得胜利的关键。同时，他批评了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的错误观点。张国焘认为，到何处均可建立根据地，而周恩来则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根据地的建立必须考虑到地域、群众、敌情等条件。他再次对松潘战役进行部署。然而，张国焘此时尚不敢公然反对，发布命令时将“进攻”松潘改为“佯攻”，导致胡宗南部得以从容集中兵力于松潘，敌军其他部也进抵该地区，懋功一带又被敌军占领。如此一来，不仅松潘战役计划付诸东流，红军也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
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合，标志着中国革命的重大胜利，但也伴随一些摩擦。你们抵达四方面军后，不仅要做好本职工作，更要着眼于大局，促进两军的团结。
沙窝会议落幕之后，为贯彻《夏洮战役计划》，并增强一、四两个方面军的协同作战能力，红军被划分为左、右两路，共同踏上北上的征程。右路军由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以及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由中共中央领导，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指挥，以及前敌指挥部的徐向前、陈昌浩共同领导，以毛儿盖为集结中心，穿越草地，目标直指班佑、巴西地区。左路军则由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构成，由红军总部朱德、张国焘指挥，在卓克基等地集结，开赴阿坝地区，抵达后即转向东方，与右路军在班佑地区汇合，随后两军并肩作战，共同向甘南地区进军。
在党内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应加强常委会的工作，并将领导权力集中于常委会。鉴于周恩来病重，高烧不退，陷入昏迷，经诊断，他患上了肝脓肿和阿米巴痢疾。虽然经过抢救治疗，已脱离生命危险，但他在一段时间内无法参加中央会议，也无法分管具体工作。因此，中央领导进行了新的分工：张闻天负责组织部，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博古负责宣传部，王稼祥负责红军政治部。
政治局认为，目前将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等偏远地区，是不适宜的，极为不利（但并不拒绝，并认为有必要派遣一支支队至该地区活动）。采取此种方针是错误的，实为一种危险的退却策略。张国焘虽未出席毛儿盖会议，但中央通过多种方式将会议决定电告他，要求左路军迅速前往班佑，并全力东进。然而，张国焘按兵不动，拒不执行中央北上东进的决定。从两河口会议至毛儿盖会议的两个月间，中央与张国焘在北上与南下、西进与东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上持续争论。尽管中央始终以大局为重，竭力忍让，并多次劝诫，但张国焘并未有所改变，反而凭借左路军的力量停滞不前，密谋实现个人野心。此后，右路军成为了北进的主力。这一转变，无论是对后来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坚决斗争，还是对执行中央北上东进方针、寻找红军长征的落脚点，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其次，身患重病的周恩来及其护士邓颖，在广袤的草地上谱写了一段流传千古的传奇。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右路军在毛儿盖地区完成了穿越草地的各项准备工作，并于8月下旬踏上了这片人迹罕至的辽阔草地。草地，一片高原湿地，河流纵横交错，积水成涝，形成了一望无际的沼泽地，从远处望去，宛如一片灰绿色的海洋，四周望去，无边无际。草地的气候极端恶劣，昼夜温差显著，风雨雷电变幻莫测，天气晴朗时，迷雾也会突然降临。每年的5月至9月是草地的雨季，泥泞的沼泽地更是变成了一片泽国。红军正是在这个季节穿越草地的。在这片茫茫草地上，生死攸关的旅程长达一周。穿越草地的艰难程度远超翻越雪山。翻越雪山只需一天，而穿越草地则需要七天左右。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道：“那草地简直就是一片荒无人烟的世界。”红军在草地上牺牲惨重，这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第八天，他们终于走出了草地，抵达了班佑，看到了村庄、群众、牛羊和炊烟，田地里还有大萝卜，激动之情溢于言表，“我感觉自己像是从死神的掌心回到了人间”。
“你必须亲自负责，组织担架队。若情况实在不允许，即便舍弃部分装备，也要确保周恩来和王稼祥等人安全穿越草地。”萧劲光从迫击炮连抽调了数十人，组成担架队，埋掉了多余的迫击炮，并分成几个小组，轮流抬着周恩来等人穿越草地。干部团团长陈赓自告奋勇担任队长，与战士们一同抬担架。兵站部长杨立三尽管身体不适，也坚持参与抬担架。他虽然感到十分疲惫，却依然坚持着。周恩来看到大家如此辛苦，多次试图从担架上下来，但都被大家劝阻。当他被抬出草地后，对担架队的同志们表示深深的感激，尤其是对病倒的杨立三。他动情地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是你们用生命将我抬出草地！”他的身体尚未完全康复，便电告一军团领导：“据三军团收容及沿途掩埋的尸体统计，一军团掉队、落伍与牺牲的人数超过四百。”他嘱咐领导们要妥善安排广大指战员，注意改善营养，恢复体力。十九年后，杨立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任总后勤部部长）离世，周恩来坚持亲自为其抬棺送葬。1961年3月，陈赓去世，周恩来从外地匆匆赶回北京，前往灵堂吊唁，并参加了对陈赓的公祭。
邓颖超同志肩负着护理周恩来总理的重任，然而她自身亦常感体弱多病。穿越草地的征程中，她骑马前行。首日，突如其来的大雨伴随着惊雷，使得她所骑的马受惊，进而陷入泥沼。邓颖超不慎从马背上跌落，深陷泥潭之中，无力动弹。前方的队伍渐行渐远，呼唤不应。经过漫长的等待，后方才有人赶来，将她缓缓拉出泥潭。那时，她浑身泥水，雨水更是让她全身上下湿透。次日，她发烧并伴有腹泻。第三日，他们需穿越一条宽度超过四十米、深度达一米的后河。雨后河面突然扩大，深度加深，水流湍急。有同志试图趟水过河，然而，从江西出发便随她行进的担架员，刚踏入河中便被急流卷走。其他担架员试图将她抬过河，但她不愿加重他们的负担，坚决从担架上起身，咬紧牙关，依靠着他们的肩膀，颤颤巍巍地趟过了激流。在草地的七天七夜征程中，她粒米未进。直至走出草地前的最后一天，她看到一户藏民的房子，疲惫至极。之极刚踏入屋内，便一头栽进堆积如山的牲口粪便中，昏倒在地长达两个多小时方才醒来。蔡畅匆忙赶到，目睹她浑身沾满粪便的惨状，误以为她命悬一线，悲痛欲绝，失声痛哭。那时的邓大姐，不过三分像生者，却全靠着她那坚定不移的信念与不屈不挠的意志，在荒凉的草地上顽强地挺过了难关。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传奇故事，穿越于广袤的草地，充分体现了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路上所孕育的崇高长征精神，生动地展现了阶级之间的深厚友爱与革命情谊。
第三，穿越草地期间，在牙弄、巴西以及俄界三地会议中，与张国焘展开的激烈斗争。
右路红军历经草地的重重考验，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与命运搏斗，终获胜利。然而，党中央与张国焘在北上与南下的战略指导思想上产生的分歧与冲突，愈发明显且公开化。右路军渡过草地，抵达班佑这一半农半牧的地区，此处为通往甘南的要道。随着胡宗南部进驻松潘，松潘至甘南的古道遂成为其运输粮食的主要途径，并在包座等地设立了兵站。红军若要北出川西，进军甘南，必先占领包座古道。胡宗南闻悉红军穿过草地，即刻调兵遣将，夜以继日地向包座增援，意图截断红军的北进之路。为抢在胡宗南的援军到来之前占据包座，右路军前敌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当机立断，派遣侦察兵探查地形和敌情，迅速部署攻打包座的作战计划。他主动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请缨出战，攻打包座的任务落在了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和四军的肩上。这场战斗历时三昼夜，是红军长征途中的重大战役，也是草地行军后打的第一场大规模战役。我军全歼胡宗南的一个精锐师，毙伤敌军4000余人，俘虏800余人；缴获大量枪械、粮食、牦牛、马匹以及其他军用物资，极大地补充了过草地后红军所需的给养。
包座战役落幕之际，党中央紧急召集徐向前与陈昌浩，商讨如何说服张国焘，促使他率领左路军前来汇合。在中央连续的催促下，张国焘仅率左路军一部踏入草地数日，便以噶曲河难以徒涉和搭建桥梁为借口，折返阿坝，不仅拒绝会合，反而屡次发电要求徐向前与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至此，党中央的北进战略与张国焘的南进主张，矛盾激化至针锋相对的程度。9月8日夜晚，中央领导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在周恩来位于牙弄的住所召开紧急会议，徐向前与陈昌浩亦出席。周恩来当时正因病卧床，身体十分虚弱。在中央领导召开会议时，已草拟了一份要求张国焘遵从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报。陈昌浩表示赞同电文内容，并建议尽力促成左右两路军一同北上；若此计不果，或许应考虑南下的可能性。徐向前则表明支持中央的观点，但对于南下问题尚未深思熟虑，故未明确表态。最终，中央以七位与会者的名义，向张国焘等人发出电报。然而，野心勃勃至极点的张国焘却顽固不化，于9月9日再次发电给陈昌浩，命令其率领右路军南下，并公然挑起党内斗争。这一事件，后来被广泛传为“密电”。
陈昌浩在接到张国焘的电报后，毅然决然地同意了南下的决定。远在巴西的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人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对张国焘的意图进行了深入分析，他们认为张国焘意图分裂并危害党中央。当晚，毛泽东亲自前往徐向前处，征询他的意见。徐向前回应道，既然两军已经汇合，就不应再分道扬镳，若四方面军一分为二，恐怕局面难以收拾。毛泽东在了解徐向前的立场后，与张闻天、博古一同赶往周恩来、王稼祥的住处，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即刻率领彭德怀部队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并通知俄界的林彪、聂荣臻，要求部队原地待命。这便是著名的巴西会议。
在中共中央秘密筹备北上的关键时刻，张国焘于9月9日午夜时分再次发来电报，力主南下，反对北进。翌日拂晓，即9月10日凌晨2时，中共中央率领红三军团、军委纵队等部队，从巴西地区启程，向甘南迭部县的俄界（今名高吉）进发。陈昌浩等人察觉中央红军悄然离去后，徐向前坚定地表示：“岂有红军自相残杀之理！”他呼吁大家服从指挥，无论如何不得擅自开火。得益于这一表态，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最终没有追击。右路军分裂为两部分，原红四方面军的绝大多数部队重新踏过草地，继续南下。
中共中央率领的部队于夜幕低垂之际，沿着蜿蜒崎岖的林间小径，勇敢地跨越了险峻的悬崖、悬空的栈道以及汹涌的山洪等重重障碍，于11日傍晚成功抵达俄界村，与已先期抵达的林、聂部队汇合。党中央抵达俄界后，再次向张国焘发出严正的电报，明确指出：一、为了贯彻落实中央的战略方针，中央再次命令张国焘总政委即刻率领左路军向班佑、巴西方向进发，务必准时无误。二、中央已决定将右路军统一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并已下令一、三军团在俄界地区集结。三、要求张国焘立即就左路军北上的具体部署作出答复。然而，张国焘又一次拒绝了中央的命令。在9月12日，他指责中央“不谋求领导全部红军，反而率领部分红军秘密撤离”；“一、三军团若单独东进，将陷入无尽的逃亡之中”。
自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便已作出北进的决定，中央常委会亦确立了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张国焘对此持反对态度。中央与张国焘之间进行了多次斗争，但均未取得成效。这次斗争实质上是两条路线的冲突。对于张国焘，我们应尽力争取他，暂不急于做出组织上的结论。中央应持续坚持北上方针，整顿休养军队，扩充红军力量，争取在接近苏联的地区建立根据地，为未来的东进发展奠定基础。与会同志一致支持中央果断率一、三军团北上的决策，并揭露了张国焘拥兵自重、制造分裂、争夺权力的阴谋行径。会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的五人团，负责代表中央领导军事，处理所有重大军事事务。会议还对军队进行了改编，将红一、三军团及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担任司令员，林彪任副司令员，毛泽东担任政治委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担任政治部副主任。
俄界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该决定明确指出，张国焘与党中央的争论，其核心在于对当前政治局势以及敌我双方实力对比的判断上存在根本分歧。张国焘过分估算了敌人的实力，却低估了自己军队的能力，因此丧失了在抗日战场上，特别是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新苏区的信念，并主张退守至川康边界地带。“决定”深入揭示了张国焘分裂党组织、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指出他不仅对中央的劝导和说服予以彻底拒绝，还“组建了反党小集团，公然与中央展开斗争，无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漠视党的纪律，在群众中随意破坏中央的权威”“这种错误倾向的持续和强化，将导致张国焘同志脱离党的行列”。政治局强调，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纠正张国焘同志的严重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所有忠诚于共产党的同志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与这种错误倾向进行坚决斗争，以巩固党的统一和红军的团结。
秉承俄界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于9月14日再度致信张国焘等人，强调以下几点：首先，四方面军当前行动的不一致，根本原因在于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的战略指导方针，公然违抗中央的多次指令与电报。对于由此产生的所有负面后果，张国焘应承担全部责任。中央先行率领红一、三军团北上，其目的仅在于落实中央的战略部署，并计划通过我们艰苦的斗争，为左路军以及四军、三十军的北上道路扫清障碍。然而，张国焘未经中央批准，擅自将部队调往对红军极其不利的方向，这无疑是逃跑主义行为的真实写照，是缺乏战略眼光的恶劣举措。为了中国革命的总体利益，中央再次敦促张国焘即刻撤销南下的决策与命令，遵从中央的电报指令，具体安排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的继续北上行动。
张国焘利欲熏心，不顾中央的劝诫与拯救，仍旧固执己见，坚持南下的路线，并在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四、周恩来同志随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并指导了三军联合作战的重要会议。
在俄界会议结束之后，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迅速向北方进发。9月17日，先锋部队勇敢攀登险峻的悬崖峭壁，以出其不意的策略成功突破了被誉为天险的腊子口，进而踏入甘南的广阔地域。次日，先锋部队抵达哈达铺。中央领导同志通过国民党报纸得知陕北存在红军力量，遂初步作出决定，计划前往陕北安家。十日后，中央政治局在通渭的榜罗镇召开常委会，正式作出前往陕北的决定。历经半个多月的艰苦行军，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19日抵达吴起镇。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宣布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会议指出，全国革命总指挥部现设于此，我们的使命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并以此地为全国革命的领导核心。至此，横跨11个省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画上了句号，领导全国革命的新长征就此展开。周恩来随大军抵达此地，亦将投身于领导新长征、开创新局面的斗争之中。
（一）踏入陕北之初，便投身于军事与政治两大奠基工作的实践之中。
在党的组织工作中，设立组织局，由周恩来主管，领导组织部与宣传部；在军事领域，组建中央军委，毛泽东担任主席；恢复第一方面军的编制，由彭德怀担任司令员，毛泽东兼任政治委员；至于后方军事事务，诸如红军的扩充、粮食的征集等，则由组织局负责处理。毛泽东认为，当前前方战事指挥仍需周恩来的参与，因此他们二人仍需共同前往前线，指挥红军击溃蒋介石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第一方面军下辖由陕甘支队构成的以林彪为军团长的第一军团和以徐海东为军团长的第十五军团。考虑到中央抵达陕北的新局面，中央决定对外暂用西北中央局和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名称；并设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担任主席，周恩来和彭德怀担任副主席。会议结束后，周恩来与毛泽东等一同抵达甘泉，与第十五军团会师，筹备一场大规模的歼灭战，即作为军事奠基的直罗镇战役。
得知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成功会师的消息后，国民党领导层迅速对针对红军的“围剿”战略进行了重新部署，并大幅增强了军事力量。敌军兵力超过三万，而我军仅有约一万二千人。随着寒冬的降临，军需物资和补给面临诸多难题。在兵力和武器装备上，敌军明显占据绝对优势。直罗镇，一个不足百户人家的小镇，地势三面环山，宛如口袋，北面流淌着一条小河，东侧有一座破败的寨子，一条小径穿过镇中，对于红军而言，这里无疑是实施伏击战的绝佳场所。
“虽此前已将该小寨拆毁，但敌军昨日抵达后，夜间便紧急修缮，加之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我们曾派遣小部队发起攻击，未能成功。正当我们组织第二次猛攻时，通讯员报告：‘周副主席到了。’彼时，太阳已高挂云端。我们抬头望去，只见周副主席及其他同志正从山上下来，手中握着望远镜，边行边观察敌人所坚守的小寨。待他们走近，周副主席与干部们逐一握手，详细询问了第一次攻击的详情。最后，周副主席指示：‘敌人已陷入瓮中，暂不宜急于攻击，只需将其围困。寨中既无粮草，亦无水源，他们终将逃逸，我们应在他们逃亡途中予以歼灭。’”此次战役成果显著。新组建的红一方面军共歼敌1个师又1个团，击毙敌109师师长、团长及其部下官兵逾千，俘虏敌军5300余人。这些俘虏均为东北军，部分经教育后获释，对日后与东北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积极作用。
直罗镇战役一举击溃了敌军发动的第三次“围剿”，有效消除了陕甘根据地周边的危机，为根据地的稳定发展开辟了新的篇章。此战“为党中央将全国革命的中心转移至西北的战略部署，献上了一份奠基之作”。
若将此奠基礼视为军事领域的基石，那么紧随其后的纠正肃反错误之举，便是对陕北政治根基的巩固与拓展。在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之前，即1935年7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驻西北的代表团队抵达陕北根据地，指出党内存在严重的“右倾取消主义”倾向和“右派”活动。随着红二十五军于9月上旬抵达陕北，该团队下令解散此前为统一陕北两个苏区党组织和两支红军而成立的西北工委，对西北军委进行改组，并设立陕甘晋省委，将刘志丹等红军领导人从主要领导岗位上调离。正当国民党军对陕甘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之际，陕甘晋省委自9月下旬开始发起为期两个月的“肃反”运动，导致陕甘红军众多军政干部被捕或遇害，甚至将刘志丹拘禁，其罪名是“右倾”，指其未执行攻打延安等城市的指令。保卫局亦将高岗、习仲勋、刘景范、马文瑞等高级干部秘密逮捕，并将他们押往瓦窑堡。此次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杀，使得陕甘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
中共中央抵达吴起后，毛泽东与周恩来亲切会见了保安地区的游击队领导及十五军团派来的联络人员。在得知陕北红军正在进行肃反运动，刘志丹及数百名同志被拘押的消息后，中央立即派遣组织部长李维汉等人组成先遣队，前往瓦窑堡实地考察。11月2日，中央在听取陕甘晋省委与西北军委负责人的汇报后，果断下令立即停止逮捕、审查和处决，所有问题均待中央裁决；随即决定成立由董必武担任书记的五人领导小组，专门负责审查陕甘晋省委的肃反问题；并派遣中央保卫局长王首道等人前往瓦窑堡接管西北保卫局，执行中央先行释放人员的指令。12月8日，周恩来从直罗镇前线返回瓦窑堡，逐一接见了那些被错误逮捕后获释的同志，首先见到了刘志丹。刘志丹一进门便说：“周副主席，我是黄埔四期的，您的学生。”周恩来回应道：“我知晓，我们是战友。”“你和陕北的同志们遭受了委屈。”刘志丹回答：“中央的到来，让今后的工作都变得容易了。”党中央随即任命他为西北军委办事处副主任（周恩来兼任主任）及瓦窑堡中央所在地警备司令。随后，他又被任命为红二十八军军长、红军北路军总指挥等职务。周恩来多次称赞刘志丹对党忠诚无比，为人谦逊，纪律严明，是一位真正具备共产主义精神的共产党员。
得益于党中央的直接干预，所有由陕甘晋省委错捕的同志均被释放，得以昭雪，并恢复了他们的工作。此举为巩固与拓展陕北苏区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与组织基石。因此，党中央抵达陕北后迅速纠正“肃反”的错误，无疑标志着一场政治性的“奠基盛典”。
（二）肩负领导后方军需重任，积极参与红军东征计划的拟定，并负责接应东征红军顺利返回。
抵达陕北的周恩来，虽非党的核心领导，亦非军队的最高指挥官，然而他所承担的职责并未因此减轻分毫。无论是前线还是后方，无论是组织建设还是统一战线工作，都迫切需要他的智慧和力量。在这片崭新的历史疆域上，他以崭新的身份，登台演绎了一幕幕气势恢弘的壮丽话剧。
“二十六、二十七军在陕北期间，面临的困难较小。而二十五军自九月起抵达陕北，所需补给也已补充。此次补给的重点转向中央红军。务必迅速清点现有布匹、棉花等物资，计算出可制作的冬装及鞋袜数量。”最后，强化军需工厂的建设。陕北虽已有部分兵工厂、被服厂等设施，但通过调配中央红军的技术和管理人才，显著提升了工厂的生产效率。总供给部动员妇女同志加紧制作冬装，短短十余天便让指战员们换上了棉衣，初步解决了红军各部队的补给问题。
其次，提议召开“瓦窑堡会议”。在军事、政治领域的坚实基础、组织结构的整饬以及经济生产的复苏之后，陕北根据地得以享有相对稳定的局面。然而，国家的大局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一方面，民族危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的签订，使得抗日救亡运动迅速高涨。面对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型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中共中央调整其政策。然而，党内许多同志对于国内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认识不足，过分固化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格局，呈现出关门主义的倾向。在11月初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提出召开一次会议，旨在讨论当前的形势和任务。经过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以及“肃反”错误的纠正，陕北苏区逐渐稳定。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抵达瓦窑堡，需要传达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精神。因此，瓦窑堡会议于12月中旬如期召开。
瓦窑堡会议聚焦于两大议题：一为政治形势与策略，二为军事战略。张闻天负责就第一议题进行详细报告，而张浩则负责传达共产国际“七大”所传达的精神。在会议深入讨论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后，关于民族资产阶级是否有可能参与抗日战争的问题上，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博古的观点尚未完全转变，依旧援引经典，认为中间势力最具威胁性。毛泽东对此提出反驳，他坚信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双重性，是可以争取的。
在探讨军事战略议题时，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战略指导方针必须确立为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针对当前行动，毛泽东提出应在短期内完成东渡黄河的准备工作，并进军至接近抗日战线的山西地区。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发言表示赞同，并进一步强调，防御战应采取主动而非被动的姿态。他指出，宁都会议虽曾探讨此问题，但并未得到妥善解决。当前，全党应深刻领会并灵活运用这一策略，将主力集中到一个关键的方向。在毛泽东总结发言时，他提议在结论中增加周恩来所倡导的“主动”一词。基于此次会议的决定，毛泽东与周恩来共同制定了《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
“当前政治形势的核心，在于推动民族战争的开展。党的组织使命，便是凝聚并引领亿万群众，围绕党的旗帜，投身民族革命战争。”无论在抗日斗争的火线，抑或在缺乏抗日斗争的区域，共产党均应积极倡导并推进民族战争，无所不在地开展工作。他进一步强调，鉴于我国幅员辽阔，社会经济和革命进程亦不均衡，党在部分地区已执掌政权，而其他地方仍处于高度隐蔽的地下党状态，故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灵活指导工作。鉴于我国的历史背景，红军是革命的主力军，党的干部多随红军行动。“中国红军不仅是革命的领导和组织者，更是党组织的重建者。”为在知识分子中拓展党组织，报告还着重指出“反对关门主义”，呼吁摒弃对成分的僵化看法，消除对知识分子的偏见，根据他们在长期斗争中的表现来选拔干部。
第三，刘志丹等将领率部渡过黄河，东征以接应东征红军的胜利回师陕西。直罗镇战役虽使得部队人数增至万余人，然与形势发展的迫切需求相比，仍显不足，亟需增兵。苏区地域狭小，人口稀疏，土地贫瘠，粮食短缺，经济落后，且受国民党军的封锁与围困，这对红军在苏区长期斗争极为不利。中央政治局在分析周边形势后，强调红军必须向外扩张，否则难以立足。然而，向南、向西、西北的路途均不易行走，唯有向东方可。与会同志认为，对阎锡山的攻击有着充分的理由——他早已与日本人签订“共同防共”的秘密协议。红军东渡黄河进入晋地，在政治上具有合理性。东征山西，既可向北方挺进至绥远，亦可东进河北，奔赴抗日前线，争取直接对日作战，将国内战争与抗日战争紧密结合，推动华北乃至全国的抗日运动迈向新高峰。此举还可避免与有抗日意愿的国民党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交战，有利于与他们的联合战线。尽管阎锡山拥有十万的晋绥军，但分布散乱，兵力分散，未曾与红军正面交锋，缺乏对抗红军的经验。进攻山西，威胁其老巢，可迫使阎锡山召回入陕的晋绥军，减轻对陕北苏区的军事压力。再者，山西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对扩充红军、解决给养均有极大裨益。鉴于此，会议决定毅然决然地向山西进军；我们的基本军事策略是稳固推进，依托苏区建立稳固的根据地，确保东渡黄河的自由往返。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1936年1月中旬，我国正式组建了红军抗日先锋军。该军的领导层由彭德怀担任司令员，毛泽东担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杨尚昆则负责政治工作。在东征行动中，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红二十八军、红三十军等主力部队纷纷投入战斗。与此同时，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明确的职责划分：红军东征期间，中央政治局成员随军行动，彭德怀与张浩积极参与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而在陕北地区，周恩来、博古、邓发共同组成了中央局，周恩来担任书记，负责统筹后方事务。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联名签署了《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各路红军接到命令后，开始秘密集结。
尽管周恩来留驻陕西负责后方事务，他却始终积极参与东征作战计划的制定，并亲自前往前线参与关键决策。1936年1月底，红军即将展开东征渡河行动之际，他在所撰写的《东征胜利与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明确指出：“东征的胜利及其影响包括：（1）预期将消灭阎锡山部或大部分；（2）有望在河东岸开辟广阔的苏区；（3）将迫使河西的晋敌转移，从而削弱河西敌人的势力，有利于河西地区的拓展；（4）将为我们争取抗日根据地向东拓展的先机；（5）将进一步揭露阎锡山的真实面目；（6）将使民众目睹红军真正抗日的决心；（7）将激发东部民众的抗日热情；（8）将促进晋、直、豫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发展；（9）将推动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的建立；（10）可能引发南方敌人的进攻和北方敌人的援兵，红军主力将不拒绝有利时机下的反击，陕甘武装将打击敌人，保卫并发展现有的苏区。”
“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首推刘志丹。”周恩来和毛泽东的题词，充分体现了党和人民对刘志丹的深厚爱戴与崇敬之情。
（三）抵达延安，与张学良进行了会面，并参与了指导与蒋介石代表所进行的秘密谈判事宜。
瓦窑堡会议落幕之际，中共中央迅速投入到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热忱工作中。无论是与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抑或是杨虎城指挥的西北军，抑或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均开启了良好的合作序幕。
首先，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的会谈标志着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迈入了新的历史阶段。遵循瓦窑堡会议的精神，中央决定设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担任该委员会的书记。在东征期间，周恩来选择留驻后方担任中央局书记，这一决策的重要考量之一便是开展对东北军的工作。确保此项工作的顺利推进，对于东征的顺利进行至关重要。1936年1月上旬，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在接受了教育，尤其是亲身感受到共产党政策的正确性后，表示愿意劝说他所在的长张良与红军联合抗日。在周恩来同意后，高福源离开瓦窑堡，前往洛川，与张学良进行了整整一晚的交谈。最终，张学良表示：“你的谈话很好，我基本赞同你的观点，你休息一两天后便速归，请红军方面派遣一位正式代表，我们再进行进一步的商谈。”在听取高福源的汇报后，中共中央决定派遣李克农前往洛川与张学良进行谈判，张学良也表示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而努力。3月上旬，李克农再次与张学良会谈，张学良提出希望中共方面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负责人中选派一位代表，与他在肤施（即延安）进行会谈，时间由中共方面决定。3月下旬，在晋西会议上听取李克农的汇报后，中央政治局决定指派周恩来作为全权代表，前往肤施与张学良进行会谈。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已与杨虎城建立了联系，并达成了初步的合作协议。
“张学良、杨虎城两部事务，由周恩来同志负责统一接洽与指导，对其处理进展应随时通报，中央一般不直接介入，对外保持统一立场，对内则专责管理。”
“近期内，工作委员会的进步显著，堪称楷模。请恩来同志撰写一篇相关文章。”据此，会议决议设立白军工作部，并由周恩来同志担任负责人。这一部门的工作范围更为广泛，影响更为深远。周恩来与张学良的成功对话，不仅为白军工作部的成立奠定了基础，也成为中共中央在四个月后做出“逼蒋抗日”决策的关键因素。在肤施（延安）会谈之后，我党与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关系实现了突破性进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迈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其次，周恩来积极参与了对蒋介石代表的秘密谈判指导，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性转折点揭开了新的篇章。在党中央与张学良、杨虎城两部取得联络进展的同时，也通过多元途径与国民党中央政权进行了秘密协商。这一切，源于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日之间的矛盾急剧加剧。1936年春季，日本政府的野心愈发明显，企图独占中国，这一态势与代表英美利益的蒋介石集团的矛盾愈发尖锐。在持续对红军进行“围剿”的同时，蒋介石也通过不同渠道与中共中央展开接触。
首先，是通过苏联这条途径。到了1935年年末，蒋介石派遣陈立夫秘密前往苏联进行谈判，旨在寻求与苏联签订针对日本的军事同盟。然而，蒋介石同时认为，直接在苏联进行谈判的时机尚未成熟，因此指示陈立夫返回国内，在南京与苏联大使进行交涉。进入次年的一月初，蒋介石又下令驻苏使馆的武官邓文仪，寻找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请求展开谈判。中共代表团回应称，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中央机构均位于国内，因此建议谈判在国内进行。他们还指定了即将于五月份前后归国的潘汉年作为联络人。
其次，关乎南京方面的渠道。中统特务机构的领导人物陈立夫，接到了蒋介石交予的一项秘密使命，即在国内寻找到与中共有所联系的可靠人士，该使命的执行者则是他的心腹亲信曾养甫。曾养甫随后召集了自己的下属谌小岑。谌小岑，曾是五四运动中天津觉悟社的一员，与周恩来有深厚的交往。他经过周折，终于联系到了与中共有联系的学者翦伯赞和吕振羽，并安排他们与曾养甫会面。然而，这三位并非中共中央的正式代表，无法进行正式谈判。国民党方面依旧期盼能够直接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
“愿意与南京当局开始实质性的谈判。”董健吾带着这份秘密文件离开瓦窑堡，返回宋庆龄处报告情况。“中断近十年的国共两党联系，在宋庆龄的积极推动下，终于得以重建。”
一是停止内战；二是推行抗日民主，发动抗日战争，并建议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毛泽东在总结时赞同周恩来观点，认为此时再提“抗日必须反蒋”已不适宜。8月下旬，周恩来复信曾养甫，表示“为促事务速成，我方极愿与贵方负责人进行具体会谈”。9月1日，他又致信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希望他们作为党内中枢，与蒋介石关系密切，能进一步推动停止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共同抗日。他还表示，中国共产党“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人进行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邀请面谈，我方极感欢迎，但更希望两位先生能亲自与会。若立夫先生因公务繁忙无法分身，恳请其不辞辛劳，以便双方能迅速进行负责的商谈”。
随着两党高层频繁沟通，双方重启合作的契机日益明朗，中共中央于9月1日发布党内通报：中央决定抛弃“抗日反蒋”的口号，采纳“促蒋抗日”的总体策略。在随后的半个月内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发表观点称：推动蒋介石抗日具有积极意义。自国民党五大以来，尤其是近半年的时间内，蒋介石的态度已有所转变。他正处在动摇之中，关键在于观察他动摇的方向。目前，他倾向于支持抗日，但若要真正走向抗日道路，并与我方合作，仍需跨越相当的距离。因此，我们应该继续推动蒋介石抗日。
促成“逼蒋抗日”并非易事。蒋介石除非被日本侵略者逼至绝境，或是陷入绝境，否则断不会同意抗日。历史道路固然曲折，历经10年战火的洗礼，中国共产党犹如太上老君八卦炉中锻造出的孙悟空，拥有了火眼金睛，能够纵横捭阖，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我接到通知，得知您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新闻工作者，对中国人民抱有善意，并且相信您会如实报道。’周恩来回应道：‘这些我们已经知道了。您并非共产主义者，这对我们并无影响。每一位新闻记者若想访问苏区，我们都持欢迎态度。’”“‘您所见所闻均可报道，我们愿意提供一切便利，以便您对苏区进行考察。’”在与周恩来交谈的过程中，我一边倾听，一边对他充满好奇地观察。在中国，他如同许多其他领袖一样，是一位传奇人物。“他确实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仿佛是羞涩与个人魅力、领袖自信的奇妙融合。”他的言谈举止从容不迫，深思熟虑。因此，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注重实际经验。他温和的话语，与国民党九年来对共产党人的污蔑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些污蔑之词包括‘无知土匪’、‘强盗’等侮辱性词汇。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斯诺对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红军将领进行了广泛深入的采访，这极大地便利了斯诺出版震动世界的《西行漫记》。这次传奇般的采访也为斯诺和周恩来之间终身友谊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我们热烈欢迎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并指导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收官之战——山城堡战役。
长征途中的红军各部，不仅多次会师，更有着多次重要会师的历程。1936年，便见证了三次关键的会师盛事。首先是10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在朱德总司令等领导人的带领下，历经重重考验，抵达甘肃会宁与在此恭候的红一方面军代表陈赓所率领的部队实现会师。此次会师对红四方面军而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自1935年3月强渡嘉陵江向西进发以来，历时一年又七个月、行程近万里的长征征程，至此基本画上句号。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克服了张国焘的干扰，转战川、康、青、甘四省，击退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最终完成了北上战略转移的伟大任务。其次是发生在将台堡的会师。将台堡最初隶属于甘肃隆德县，后划归西吉县。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后，它又划归宁夏管辖。1936年10月下旬，红二方面军总部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带领下，以及原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率领下，抵达此地，与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和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所率领的西方野战军会合。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始于1935年11月19日离开桑植，向湘中地区南下的征程，直至1936年10月22日在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成功会师，历时11个月，行程超过16000里，转战湘、黔、滇、康、川、青、甘、陕八省，历经数十万敌军的追剿和无数艰难险阻，最终赢得了长征的胜利。
首先，周恩来出席了红军三大主力部队在山城堡地区举行的胜利大会师，并巧妙地营救了廖承志。在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的会宁会师以及与二方面军的将台堡会师之际，周恩来因事务繁忙未能亲自前往迎接。一个月后，鉴于红军三大主力部队即将对胡宗南部发起大会战，他受党中央委派前来参与。红军三大主力在陕甘宁地区集结，对国民党在西北的统治形成了巨大威胁。尽管国共两党高层已秘密接触，筹备共同抗日，但蒋介石集团对共产党的剿灭之心并未消弭。他们不愿接受过去两年对红军长征的围追堵截失败，于是继续集结5个军的兵力，从甘肃会宁至宁夏固原一线，分四路由南向北对红军进行围攻；同时，还命令马家军马鸿逵等部沿兰州至宁夏段的黄河进行防御，意图趁红军在西北根基未稳之际将其一举消灭。我军三军主力会师后，红二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与党中央同心同德。然而，红四方面军的部分指战员，因张国焘长期以来的误导宣传，对党中央的认识尚浅，甚至有人心存疑虑。尽管张国焘被迫取消了“第二中央”分裂党的企图，但其居心叵测。若处理不当，这一问题将影响党内和军内的团结。因此，党中央决定派遣周恩来赶赴前线，参加三军大会师，并指导三军与国民党军的大会战。
1936年11月初，面对胡宗南部孤军深入宁夏东部，并朝甘肃环县进发的态势，中革军委果断决策，将红军一、二、四方面军河东部队调集至陕甘宁边区的西部，于环县山城堡地区伺机歼敌。山城堡地处环县北部洪德城旁，与县城相距六十里。该地位于陕甘宁三省交界，沟壑交错，地形复杂，非常适合大部队设伏。11月18日，周恩来抵达山城堡附近的河连湾，于集镇的主要路口迎接张国焘以及与其在左路军中持续坚决斗争的朱德。周恩来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一年来形势的显著变化，特别是关于与张学良谈判并达成协议的情况。周恩来还把握一切机会，向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宣传抗日的有利形势、红军的团结以及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使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对党中央的精神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对于消除隔阂、增进团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周恩来同志走近我，看到我被押送，他脸上没有表情，平静地与我握手。当天晚上，周恩来同志派通讯员请我到司令部。我进去后看到屋里坐满了人，张国焘也在。张国焘显然知道周恩来同志认识我，却阴阳怪气地问我：‘你们早就认识了吗？’周恩来同志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严肃地问我：‘你认识到错误了吗？’‘认识深刻吗？’‘愿意改正吗？’我逐一回答了他的问题。周恩来同志随后留我共进晚餐。吃饭时，周恩来同志只与张国焘交谈，不再理睬我。饭后，他让我回去。我敬了个礼就离开了。周恩来同志考虑问题周到，斗争策略高超，若非如此，当晚我可能就会丧命。自那晚被周恩来同志叫去后，我的待遇明显改善，不久后便被释放。”周恩来与廖家关系深厚。在黄埔军校时期，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廖承志的父亲廖仲凯不仅是创办者之一，也是党代表，两人关系密切。廖仲凯被暗杀后，周恩来立即前往医院探望，并参与“廖案检察委员会”，亲自审问凶手。11年后，周恩来再次营救了险些被杀害的廖承志。因此，廖承志称周恩来“恩重如山”，表达了对他的深深感激。这不仅是个人的情谊，更体现了共产党人之间的同志情谊和阶级感情。
其次，在重逢贺龙之际，他与彭德怀共同深入研讨山城堡战役的战略部署。11月19日，周恩来在欢迎老战友朱德以及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等人之后，随即前往洪德城与贺龙等二方面军领导会晤。这两位曾在南昌起义中并肩作战的将领，在阔别八年之后重逢，倍感欣喜。周恩来带领的人民剧社，在为四方面军献上慰问演出后，又为二方面军的战士们带来了温暖。周恩来在听取二方面军的情况汇报后，还就此次大战的总指挥人选征求了意见。贺龙明确表示，赞同中央的安排，支持彭德怀担任山城堡会战的总指挥。随后，在周恩来参与指导下，三个方面军参战部队的领导们共同探讨了前敌总指挥部的作战策略。当日，红军各部队迅速抵达指定位置，搭建工事，进入战斗状态。当敌军步入红军在山城堡设置的伏击圈后，红军于21日下午发起了总攻，迅速将敌军包围。经过一夜的激战，至22日上午战斗宣告结束，共歼敌一个旅及两个团。当天，中央发出了通电，祝贺山城堡战役的胜利。23日下午，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举行了庆祝胜利的大会，朱德、彭德怀以及参战的三个方面军的首长和团级以上干部均出席了此次会议。
山城堡战役，作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联合作战取得的重大胜利，堪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陇东地区规模之最，亦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后的首次大规模会战。此役不仅击退了国民党集团在西北对红军的大规模军事进攻，更为新建立的陕甘宁边区局势提供了坚实保障，有力推动了国内和平的实现。
山城堡战役落幕之后，周恩来随即深入周边各县进行巡视，全面掌握新开辟根据地的实际状况。至11月底，他与朱德、张国焘等同志一同返回党中央的驻地进行汇报。随着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作出决策，扩大了委员会的规模。主席团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七位同志组成，其中毛泽东担任主席，周恩来与张国焘则担任副主席。
周恩来同志亲身参与领导了贯穿祖国东南至西北、历时两年的艰苦卓绝的长征，并以此画上了胜利的圆满句点。在此同时，他亦在新的长征路上，坚定地踏出了坚实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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